诗大多讲究对仗、韵律,是一种比较注重形式的文学体裁。不过,讲究对仗、韵律的文字,并不就是诗。记得罗曼·罗兰说过,只有译成散文以后仍然有诗味的文字,才是诗。可见,诗之所以是诗,也还是主要在它的内容而不只是在形式的。
写作,除了自娱,备忘以外,主要是为了给人看,也就是说,为了交流。所以,“辞主乎达”,成了人们公认的一个原则。自然,形式也还是要讲究的,只是它的目的仍然在更好地达意,在使读者一目了然,甚至感到赏心悦目。正因为如此,鲁迅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过:“写完后至少看两遍,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,句,段删去,毫无可惜。”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,谁也看不懂的形容词之类。”
不过,一个时期以来,在一些文章中,使用生造的除自己之外谁也看不懂的文字,似乎成了一种时髦。记得我在北京大学的一位学长曾经告诉过我关于他自己的一个故事:他在阅读一位研究生的论文时,突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落伍感,因为他居然读不懂自己指导的学生写的文章了。可他又实在有点不愿相信自己已经落伍到这步田地。于是他下决心对这篇文章逐字逐句地进行推敲、琢磨。当终于把文章读通之后,他生气了。他质问那位学生:你为什么要用大家听不懂的话来讲述人们早已明白的浅近道理?学生的答复是:要是按老师的要求去写,这篇文章就没有多大意思了。
这里涉及的问题在于,文章的份量主要在它的思想内容呢,还是取决于它的装束?实际上,正像东施在浓装艳抹之后并不能变成纯美的西子一样,晦涩的文字也不会使浅薄的思想变得深刻。诚然,如果读者并不都像我的那位学长那样认真,又由于害怕别人说自己无知,也有可能对自己看不懂的文字表示赞赏。不过,无论有多少人赞美“皇帝的新衣”是如何的华贵,华贵的新衣并没有穿在这位皇帝身上终究是一个事实,而这个事实早晚是会被人说穿的。
既然“辞主乎达”,使用生造的让人看不懂的文字,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。这不仅无助于达意,还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。比如,“反思”这个概念,在如今的一些文章中是常见的了。可是,它究竟具有何种涵义,却未必是人们都弄清楚了的。《辞海》上的解说是:“反思,德文Nachdenken和英文reflecfion的意译。在旧哲学中,反思一词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说明人的认识活动。洛克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为内省经验,就是一种对反思的理解。黑格尔专用此词指对思想本身进行反复的思索,即指思想的自我运动。”(见哲学分册)可见,在外国哲学史上,这个“新鲜”名词不过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陈旧概念而已。它与一些人想借此表达的意思,并不是一回事。
有人会说:难道不可以赋予旧的概念以新的涵义吗?我以为是可以的,如果确有必要的话。只是不应当忘记:为了使思维具有确定性,我们必须遵守同一律,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,每个概念都必须具有确定的同一内容。如果某个概念容易引发歧义,导致自己想要阐明的某个命题同与之相悖的命题的混淆,我们又何必对这种概念加以偏爱呢?
无疑地,我们不应当拒绝引进新名词、创造新概念。概念既然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,那么,随着人们对不同对象或同一对象的多方面属性的认识的拓宽和加深,新名词的引进、新概念的创造也就成为完全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了。然而,创新的见解来源于对事物所作的深入观察和切实分析,来源于对新情况、新经验的科学概括。用一些自己还没有弄明白、别人更难听得懂的语言,来表达某种本来不难明白的道理,这既不能加强思想的深度,更不意味着理论上的创新。
诚然,也应当承认,对于有的论者来说,使用晦涩的文字,还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的。他想要表达某种思想,可又缺少足够的爽直,不愿把自己的意向明白地说出,于是才借助于一大堆引进的含糊的名词和生造的令人费解的概念,来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,从而被导入他们所指点的某种境界里去。这种作法,已经不是表现幼稚者的蒙昧,而是属于老成者的谋略了。有的论者鼓吹的“消解主流意识形态”等等,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例证。对于这类文字,且不说我们并不赞同,而且对于它的特殊功用,也是需要深长思之的。